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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件清宫文物外流 19年仅有1056件进入拍卖市场

2017-09-13 15:46 | 第一财经日报 | 手机看国搜 | 打印 | 收藏 |评论 | 扫描到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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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关于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与清宫文物的具体数目,学界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一个极为流行的说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0年引用过的一组数据:全球47个国家的218家博物馆中收藏有中国文物163万件。

(原标题:十多万件清宫文物非法外流,19年内仅有1056件进入拍卖市场)

帝国斜阳之时,别说整个国家,皇帝甚至都已管不住他的宫廷。

刚刚行完大婚之礼的溥仪和婉容愕然发现,皇后凤冠上镶嵌的珍珠、宝石、玉翠全都被换成了赝品。宫女、太监偷盗猖獗至此,溥仪不得不动用刑罚。但追查又导致更大的损失:对宫廷库房的清点刚刚开始,一场大火就把存放着大量皇室珍宝的建福宫花园烧光,1157件书画、数万册古籍以及2665尊金佛不复存在。诸多证据表明这是一场由太监制造的故意纵火案,目的就是为了销毁罪证。家奴盗窃成风也就罢了,身边那些“书生气太多”的“帝师”更令溥仪意外。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慨叹,这些原本被他认为“不会沽名钓誉”的人,也纷纷染指清宫文物,借而不还,甚至不经赏赐就取走。而这些文物大都流入北京的古董商手中。

主动或被动的,从留守宫廷到迁居长春,自溥仪之手流出的顶级文物数以千计。但他绝不是清宫文物流失的唯一出口。事实上,自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直至抗战,中国就像一个满是枪眼的油罐,堵哪儿都没用,根本阻止不了那些国之重宝倾泻而出,流散民间或飘零海外。

长期以来,清宫文物的流散状况就是一笔巨大的糊涂账。2008年启动的“清宫散佚文物调查”项目,历时五年,终于形成一份相对全面可靠的“账单”。在《国宝星散复寻踪——清宫散佚文物调查研究》一书中,详细列明了英、美、法、日、德、意、加等国的重要博物馆所藏的清宫文物,作者之一、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段勇,正是这一调查项目的负责人。

“项目成果建立在中外前辈学者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杨仁恺、陈文平、郑欣淼和日本的铃木敬等都做了翔实的研究。我们如果从零开始,那工程就太浩大了。”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刚调任上海大学副校长的段勇反复强调。可即便如此,调查的难度依然“远比之前想象的大”,因为“资料汇总容易,但甄别、订正就很难,这些工作非常琐碎、细微”。与起先以数据为主的调查报告不同,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书,补充了大量文字,论述了文物散佚的历史、海内外馆藏体系、拍卖市场与文物追索等诸多议题。

文物外流的问题,需要“全面看待”

就在溥仪一边暗中将文物送出皇宫,一边为家贼头疼之前,距紫禁城不远的恭王府里,末代恭亲王溥伟已经准备把府内传承几代的文物卖给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溥伟此举,据说是为了筹措清廷复辟的军饷。“这是山中定次郎一生的得意之笔。恭王府除书画之外的所有古董都包销给他了。”段勇说。像之前许多次流失一样,没有人确切知道恭王府究竟卖出了多少文物。如今,日本根津美术馆收藏的大量中国清宫钟表,都是创始人根津嘉一郎1912年以后从山中商会购得,一般认为,那正是当年从恭王府流出的文物。“无论哪个商人,这是一生不会再有的事情。”《山中定次郎传》中,关于当年收购恭王府文物,有这样一句评价。

山中定次郎创立的山中商社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古董连锁店,在北京也有分号。段勇说,当时,只要他一到北京,城中古董商总不免一阵骚动。因为山中出价高,古董商们对他趋之若鹜。他一般总是花一个上午安坐店内,查看送上门来的货物。到了下午,他便晃悠到京城几家一流古董店看看,搜寻漏网之鱼。当他打听到逊位以后的清廷曾将许多文物抵押给北京各大银行时,就开始紧盯不放。最后,这些抵押品也大多被他收入囊中。

当然也有正面的例子,用段勇的话说,“与溥仪相比,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对文物构成了一种反向流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将毕生收藏的绝大部分文物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数量不是很多,大约一共几十件,但件件都是镇馆之宝的级别”。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李白仅存的墨迹《上阳台帖》、宋徽宗《雪江归棹图》、南宋杨婕妤《百花图》等顶级书画。“文博界的人对张先生都十分尊敬。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很多收藏家主动或被动地捐出了文物。从他一直以来的想法来看,我个人认为,他是主动的情绪占比更大些。”

与山中定次郎一样,卢芹斋也是当时这批古董商里的重要角色。他曾将大量文物卖到国外,其中有许多为非法流失文物。卢芹斋最为国人诟病的,是他曾将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倒卖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他比较复杂,一方面将海量中国包括非法获取的文物卖到国外,另一方面他也出钱资助了辛亥革命、抗战,还一直热心在海外推广中华文化。此人值得研究,他的大量档案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这些古董商造成了国宝的大量流失,在我们看来是十分痛心的。但是收藏这些文物的西方博物馆也有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文物在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展示。如果不是在战乱中流入外国,它们也可能被损毁。有些问题不是非黑即白,需要全面看待。”长期在文博领域工作,并频繁接触海外博物馆,段勇的态度比较公允。不过他也指出,这里的“全面看待”当然要包含一个前提:这些商人“并没有直接参加或是授意偷盗,与劫掠者和盗墓贼不同”。

面对所藏中国文物的来源合法性问题和追索问题,大都会博物馆始终三缄其口。直至2016年,时任馆长托马斯·坎贝尔才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做出回应:“这么多年来,大都会的收藏方式有许多改变,我们的法律以及道德标准也有许多变化。有追索问题出现时,我们总是按件处理,非常审慎地考虑每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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