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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扬州“文艺一条街”的大腕——一代宗师吴让之的艺术人生

核心提示:岁月变迁,沧海桑田,如今的石牌楼已成为古城一条寻常巷陌,但间或从某处老建筑的一块文保单位的牌子上,知情寻古者还能藉此遥想当年。

石牌楼是今扬州城南一条普通的老街巷。其东接风箱巷,西至湾子街,由西向东再折向北呈 “T”形延伸。然而这条如今貌不惊人的老街巷,却一度是扬州文艺名家的聚集之地,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海云、吴让之、王素、陈锡蕃、陈履之、陈含光、黄汉侯等诗人、书画家都曾在石牌楼居住过,堪称是其时的“文艺一条街”。

据王振世《扬州揽胜录》中载:“观音庵在石牌楼。清咸同间,僧海云为庵住持。海云工草书,为世所称。时仪征吴让之熙载寓庵内,鬻书画以自给,曾与海云同学书于包慎伯先生。同时画师王素亦寓居庵中,为作画之所。”董玉书《芜城怀旧录》亦载:“陈锡蕃居石牌楼,于花局巷内巨源花局设画室……笔姿娟秀。晚年专绘花鸟秋虫,亦栩栩有生趣。”冶春后社诗人陈履之家居石牌楼,中年隐于医,宅后辟老圃一区,艺菊百种。石牌楼7号,原为清盐商许公澍住宅,书画家陈含光及牙雕家黄汉侯先后在这里居住。岁月变迁,沧海桑田,如今的石牌楼已成为古城一条寻常巷陌,但间或从某处老建筑的一块文保单位的牌子上,知情寻古者还能藉此遥想当年。

多才的艺术家,曾为晚清“扬州三绝”之一

在晚清居住在石牌楼的众多名家中,吴让之绝对称得上是大腕级的人物。吴让之(1799-1870),原名廷飏,字熙载,避同治帝之讳,改字让之,以字行,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斋室名为“师慎轩”。今扬州仪征人。吴让之是一个多才的艺术家,是道咸年间书坛巨擘包世臣的入室弟子,以书法、篆刻名动天下,对后之艺坛巨子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影响极大,四人合称“晚清四大家”。吴让之篆刻学汉印,后直接取法邓石如,得其神髓。写意花卉师法陈淳而温雅蕴藉,风韵绝俗。其书法四体皆能,篆隶尤精,名重海内。吴让之一生刻印以万计,破前人藩篱而自成面目。其印文,文中寓圆,刚柔相济,粗绌相问,婀娜多姿;用刀,或削或披,流畅自然,突出笔意,发前人所未发;布局极尽变化之能事;行草印款,飘逸劲丽。因在篆刻、书法、绘画等方面卓越成就,吴让之终成一代宗师。西泠印社的丁辅之曾作诗赞曰:“圆朱入印始赵宋,怀宁布衣人所师。一灯不灭传薪火,赖有扬州吴让之。”

同治二年(1863)冬,吴让之先后住宛虹桥、石牌楼之观音庵,居无定所。据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记载:吴让之回扬后,住石牌楼观音庵,自署其居为“晚学斋”,并撰一联云:“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见者为之泪下。也因此,他专意于艺事,藉以排遣一切。当时观音庵内还寄居着画家王素,“王画吴字”为时推重,士大夫家皆以“非王画吴书不足相配”论之。其书法篆刻与陈若木画、龚午亭说书被称为“扬州三绝”。

名列“晚清篆刻六家”之首,对后世篆刻影响极大

吴让之的艺术成就首推篆刻,为“晚清篆刻六家”之首。吴让之是皖派篆刻鼻祖邓石如的再传弟子,是邓派的真正传人。在他的《吴让之印谱·自序》中,吴让之自述悉心摹仿邓石如印作十多年,并“尽弃其学而学之。”由于吴让之书法受业于包世臣,同时又具备扎实的汉印功底,所以,他在全面继承邓石如篆刻艺术的同时,又具有自己强烈的艺术特色。吴让之篆刻艺术的特色是:圆美流转,婀娜多姿,继承了邓石如“书印相参”的艺术主张。其篆刻章法采用稳健的小篆入印,注重虚实的处理,疏密得当,在平稳中求新奇,以表现篆刻整体结构美为原则,故白文印章法布局较沉着劲健,平稳端庄,渊雅凝炼,气势豪迈。加之他能将篆书的笔意在篆刻中充分展现,“以书入印”“刀笔相融”,因此,他的朱文印能平正中见飘逸,文雅中见劲丽,俊逸中见洒脱,浑朴中见圆润的独特面貌,尽显篆刻的文人气和书卷气。其刀法运用灵活,善以冲刀为主,刀法与印文结合。行刀轻灵劲利,以冲、削取势,刀笔结合完美,天趣盎然。无论是运刀还是用笔,都体现出轻重疾徐,使转提按等笔意刀趣。正因如此,吴让之成为篆刻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大家之一。

书法承前启后,开创一代新书风

吴让之作为清代承前启后的一代名家,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在汲取邓石如书法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依托经典汉碑,推陈出新,走出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开创了一代新书风。吴让之工四体书,尤精篆、隶,温婉圆健,展促有姿。篆书和隶书学邓石如,行书和楷书取法包世臣。

吴让之的篆书以汉碑石刻为底,邓石如篆法为面,在广泛取法和大胆实践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自家风貌,形成其刚柔相济、婉畅多姿的代表风格。“篆法如溪九曲连”形象地反映了吴让之对于篆法的书法感悟。其篆书字形修长秀美,圆润通畅,如吴带当风,既得完白篆法又自成面目。

吴让之隶书用笔方圆兼施,非常注重笔画的内涵,书写干净爽洁,甚为痛快,特别是起笔、驻笔放中有收,十分蕴藉,其结字紧密,有明显的势,意气茂密,深得汉碑气厚之理。楷书则脱胎于欧阳询,成长于禇遂良,长期临习“二王”,形成了温润秀美、郁茂劲峭的楷书风格。吴让之的楷书面貌离不开欧禇风貌,也是深受其师包世臣的熏陶。其楷书线条精细合宜,在不经意中见奇趣,有爽洁明白之韵。咸丰四年(1854)吴让之书写《重修泰州城隍庙正殿记》是他楷书的代表作。吴让之的行书亦佳,“多从包世臣出,苍厚郁茂,掺入北魏笔意,一扫馆阁纤弱之风”(《广艺舟双楫》)。

晚年拜师小友学写意花鸟,画作有士气

吴让之绘画也是名重一时。《叶氏印人传》续卷有这样的记载:“吴熙载……偶作花卉,亦有士气。”《清稗类钞》论其绘画曰:“多艺,刻印第一,次画花卉、次画山水……画多赝本,佳者几于乱真,且世亦鲜知其善画者。” 他到了五十多岁时,篆刻与书法的名声已传遍大江南北,但此时,他对大写意的花卉产生了极浓的兴趣。他的好友中,也不乏久享盛名的画家。吴让之如要从师,前辈、同辈中可以听他选择,可是吴让之偏偏看中了一位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名画家郑箕,提出要拜郑箕为师。郑箕无论怎样也不敢把这位名声比自己响亮得多的吴让之当作学生来看待。这时,两人的共同好友画家王素,提出个建议:三人合作,在扬州准提寺庙内开辟一间画室,取名“十笏精舍画室”。三人可以经常在这聚集,切磋画艺。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吴让之的花卉也已画得栩栩如生。尽管郑箕一直不以学生对待吴让之,而吴让之却始终以学生的身份师事郑箕,还为此特地刻了好几方“晚学生”的印章,以表示自己的态度,也为了记下这件雅事。

吴让之善大写意花卉,用笔老辣,融合其书法篆刻技法,没骨设色,不勾勒出所画花卉的形状,然用色一一分染,花的神态已跃然纸上,花瓣色彩通透,尽显吴让之的功力深厚。配以墨色晕染的叶子、枝干,劲强用笔勾描的叶脉,使画面贯穿着一股金石强健的气韵,生趣盎然。

石牌楼是今扬州古城一条普通的老街巷。其东接风箱巷,西至湾子街,由西向东再折向北呈 “T”形延伸。然而这条如今貌不惊人的老街巷,却一度是扬州文艺名家的聚集之地,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海云、吴让之、王素、陈锡蕃、陈履之、陈含光、黄汉侯等诗人、书画家都曾在石牌楼居住过,堪称是其时的“文艺一条街”。

据王振世《扬州揽胜录》中载:“观音庵在石牌楼。清咸同间,僧海云为庵住持。海云工草书,为世所称。时仪征吴让之熙载寓庵内,鬻书画以自给,曾与海云同学书于包慎伯先生。同时画师王素亦寓居庵中,为作画之所。”董玉书《芜城怀旧录》亦载:“陈锡蕃居石牌楼,于花局巷内巨源花局设画室……笔姿娟秀。晚年专绘花鸟秋虫,亦栩栩有生趣。”冶春后社诗人陈履之家居石牌楼,中年隐于医,宅后辟老圃一区,艺菊百种。石牌楼7号,原为清盐商许公澍住宅,书画家陈含光及牙雕家黄汉侯先后在这里居住。岁月变迁,沧海桑田,如今的石牌楼已成为古城一条寻常巷陌,但间或从某处老建筑的一块文保单位的牌子上,知情寻古者还能借此遥想当年。

多才的艺术家,曾为晚清“扬州三绝”之一

在晚清居住在石牌楼的众多名家中,吴让之绝对称得上是大腕级的人物。吴让之(1799-1870),原名廷飏,字熙载,避同治帝之讳,改字让之,以字行,亦作攘之,号让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斋室名为“师慎轩”。今扬州仪征人。吴让之是一个多才的艺术家,是道咸年间书坛巨擘包世臣的入室弟子,以书法、篆刻名动天下,对后之艺坛巨子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等影响极大,四人合称“晚清四大家”。吴让之篆刻学汉印,后直接取法邓石如,得其神髓。写意花卉师法陈淳而温雅蕴藉,风韵绝俗。其书法四体皆能,篆隶尤精,名重海内。吴让之一生刻印以万计,破前人藩篱而自成面目。其印文,文中寓圆,刚柔相济,粗绌相问,婀娜多姿;用刀,或削或披,流畅自然,突出笔意,发前人所未发;布局极尽变化之能事;行草印款,飘逸劲丽。因在篆刻、书法、绘画等方面卓越成就,吴让之终成一代宗师。西泠印社的丁辅之曾作诗赞曰:“圆朱入印始赵宋,怀宁布衣人所师。一灯不灭传薪火,赖有扬州吴让之。”

同治二年(1863)冬,吴让之先后住宛虹桥、石牌楼之观音庵,居无定所。据董玉书《芜城怀旧录》记载:吴让之回扬后,住石牌楼观音庵,自署其居为“晚学斋”,并撰一联云:“有子有孙,鳏寡孤独;无家无室,柴米油盐。”见者为之泪下。也因此,他专意于艺事,借以排遣一切。当时观音庵内还寄居着画家王素,“王画吴字”为时推重,士大夫家皆以“非王画吴书不足相配”论之。其书法篆刻与陈若木画、龚午亭说书被称为“扬州三绝”。

名列“晚清篆刻六家”之首,对后世篆刻影响极大

吴让之的艺术成就首推篆刻,为“晚清篆刻六家”之首。吴让之是皖派篆刻鼻祖邓石如的再传弟子,是邓派的真正传人。在他的《吴让之印谱·自序》中,吴让之自述悉心摹仿邓石如印作十多年,并“尽弃其学而学之”。由于吴让之书法受业于包世臣,同时又具备扎实的汉印功底,所以,他在全面继承邓石如篆刻艺术的同时,又具有自己强烈的艺术特色。吴让之篆刻艺术的特色是:圆美流转,婀娜多姿,继承了邓石如“书印相参”的艺术主张。其篆刻章法采用稳健的小篆入印,注重虚实的处理,疏密得当,在平稳中求新奇,以表现篆刻整体结构美为原则,故白文印章法布局较沉着劲健,平稳端庄,渊雅凝练,气势豪迈。加之他能将篆书的笔意在篆刻中充分展现,“以书入印”“刀笔相融”,因此,他的朱文印能平正中见飘逸,文雅中见劲丽,俊逸中见洒脱,浑朴中见圆润,尽显篆刻的文人气和书卷气。其刀法运用灵活,善以冲刀为主,刀法与印文结合。行刀轻灵劲利,以冲、削取势,刀笔结合完美,天趣盎然。无论是运刀还是用笔,都体现出轻重疾徐,使转提按等笔意刀趣。正因如此,吴让之成为篆刻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大家之一。

书法承前启后,开创一代新书风

吴让之作为清代承前启后的一代名家,其成功之处就在于,在汲取邓石如书法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依托经典汉碑,推陈出新,走出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开创了一代新书风。吴让之工四体书,尤精篆、隶,温婉圆健,展促有姿。篆书和隶书学邓石如,行书和楷书取法包世臣。

吴让之的篆书以汉碑石刻为底,邓石如篆法为面,在广泛取法和大胆实践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形成自家风貌,形成其刚柔相济、婉畅多姿的代表风格。“篆法如溪九曲连”形象地反映了吴让之对于篆法的书法感悟。其篆书字形修长秀美,圆润通畅,如吴带当风,既得完白篆法又自成面目。

吴让之隶书用笔方圆兼施,非常注重笔画的内涵,书写干净爽洁,甚为痛快,特别是起笔、驻笔放中有收,十分蕴藉,其结字紧密,有明显的势,意气茂密,深得汉碑气厚之理。楷书则脱胎于欧阳询,成长于褚遂良,长期临习“二王”,形成了温润秀美、郁茂劲峭的楷书风格。吴让之的楷书面貌离不开欧褚风貌,也是深受其师包世臣的熏陶。其楷书线条精细合宜,在不经意中见奇趣,有爽洁明白之韵。咸丰四年(1854)吴让之书写的《重修泰州城隍庙正殿记》是他楷书的代表作。吴让之的行书亦佳,“多从包世臣出,苍厚郁茂,掺入北魏笔意,一扫馆阁纤弱之风”(《广艺舟双楫》)。

晚年拜师小友学写意花鸟,画作有士气

吴让之绘画也是名重一时。《叶氏印人传》续卷有这样的记载:“吴熙载……偶作花卉,亦有士气。”《清稗类钞》论其绘画曰:“多艺,刻印第一,次画花卉、次画山水……画多赝本,佳者几于乱真,且世亦鲜知其善画者。” 他到了50多岁时,篆刻与书法的名声已传遍大江南北,但此时,他对大写意的花卉产生了极浓的兴趣。他的好友中,也不乏久享盛名的画家。吴让之如要从师,前辈、同辈中可以听他选择,可是吴让之偏偏看中了一位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名画家郑箕,提出要拜郑箕为师。郑箕无论怎样也不敢把这位名声比自己响亮得多的吴让之当作学生来看待。这时,两人的共同好友画家王素,提出个建议:三人合作,在扬州准提寺庙内开辟一间画室,取名“十笏精舍画室”。三人可以经常在这聚集,切磋画艺。经过这十多年的努力,吴让之的花卉也已画得栩栩如生。尽管郑箕一直不以学生对待吴让之,而吴让之却始终以学生的身份师事郑箕,还为此特地刻了好几方“晚学生”的印章,以表示自己的态度,也为了记下这件雅事。

吴让之善大写意花卉,用笔老辣,融合其书法篆刻技法,没骨设色,不勾勒出所画花卉的形状,然用色一一分染,花的神态已跃然纸上,花瓣色彩通透,尽显吴让之的功力深厚。配以墨色晕染的叶子、枝干,劲强用笔勾描的叶脉,使画面贯穿着一股金石强健的气韵,生趣盎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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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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